起笔之前，思来想去，蓦然回首却是五味杂陈。

1984年，二十几岁的我满腔热忱的步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。那时，高院、中院都在南马路三层的旧楼里办公。在政治处报到后我来到了研究室，正赶上天津法院印了一批刑法、民法的小册子正在向全国发运。我们二男一女三位年轻人就在院图书馆分清书籍套数注明收件法院，装箱打包，然后又到那找不到阴凉的火车站货场进行转运。书很重，箱包时常破损，没有工具修，我们就在现场凭着双手劈开大纸箱改装小纸箱。那时都是自己创造条件完成工作任务，工作热情高涨。

那时候去区县法院，市内六区的，自己骑着自行车去；四郊五县的，都是坐着火车咣当着去。如果带着文件或卷宗，就得打起百倍的精神不能睡觉，保证安全。

为完成一项调研任务，我只身来到蓟县法院，自上午九点开始，一边阅卷一边做事件顺序与犯罪事实的笔记，以报告形式成文。那时候都是手写。晚间下班时，蓟县法院刑庭的孟庭长劝我明天再继续查阅。我为了尽快完成报告，一直干到晚上十点。当走出蓟县法院大门时我才明白，孟庭长为什么让我趁着天亮收工。

一出法院大门，眼前一片漆黑。那时街边没有商业门脸，我只好黑灯瞎火的走，赶回县委招待所找点吃的。一路小心摸索，一眼没看清就踏空掉进了修自来水的工程坑里。猛然摔下去，人就蒙了，在坑里躺了一会，才发现腿破了，手掌也破了，黏糊糊的流着血，肋间很疼。急忙查找刚刚完成的报告，好在书包就压在身底下。爬吧，我扒着坑边爬上路面。坐在地上看着，满街黑漆漆的，没有人，更没有车。摸着黑一瘸一拐的挨到招待所清洗了一下，一打听厨房已经下班了。得，只能睡觉了。

八十年代是欣欣向荣，开放创造的年代，从生产转为营商的人们大多不知商业规则或商业风险，于是纠纷蜂起。我调到经济审判庭第二天就出差河北省，从此开始了新的工作篇章。由大兴街到鞍山西道，由趟着烂泥到坐着驴粪车，由几天几夜的硬座列车上洗不了澡到天南地北飞越的航班，都留下了我的足迹。有时，早上到单位接到诉前保全案件，经过审批制作文书，下午一点钟起飞，三点一刻就到达广州。到了住处我赶紧给家属报个信，家属接了电话还以为我是在开玩笑，只好打开电视机播放粤语新闻来证明。还有一次出差，需要去广州、电白等四个地方，我带了25包方便面，同行的法官带了23包，充作在火车上、办公地的早中晚三餐。从那以后我再不吃方便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