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月5日早上8点多，平日里早就熙熙攘攘的天津一中院诉讼服务大厅，因为年关将近，略显冷清。只有位于一侧的秀云调解室旁边，几名当事人手拿材料在来回踱步。

今天是他们与立案庭副庭长余庆法官约好签调解协议的日子。

9点整，余庆穿着法袍，拿着材料和助理一起匆匆赶了过来。“咱进去说去。”他边说边推开调解室的门。

余庆开始核实双方身份，助理在旁边做调解笔录。上诉人是一家教育机构，被上诉人则是家长李先生。双方之间的纠纷并不复杂。

2018年，李先生给女儿在这家教育机构报名了1年的婴幼儿课程。后来看到效果不错，又为女儿预交了一笔课时费。2021年，李先生觉得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下降，便想把课退了。而此时正面临经营困难的教育机构，却不愿意退款。拖来拖去，两年又过去了。李先生的孩子都已经读小学了，他便将教育机构告上法庭要求解除合同。2023年12月中旬，一审败诉的教育机构上诉到了一中院。

调解室内，余庆在简单陈述案件事实后，又说了一遍他之前在电话中给双方做工作时，说了无数遍的话。

他劝被上诉人，“你想解除合同，要有充分证据证明符合合同解除的法定条件。教学质量这个标准不太好衡量，培训机构确实经营很艰难，现阶段能够协商变更合同履行方式已经尽力了”；又劝上诉人，“孩子已经过了课程年龄，考虑到案件具体情况，继续履行对家长来讲也是负担”，建议双方应该本着相互体谅的心理来解决纠纷。由于当事人双方在法院的多轮调解下已经基本达成了一致，各让一步，调解进行得非常顺利。

可最初，双方的态度可不是这样，家长已经胜诉了，就想快点儿拿到钱，机构运营艰难，更是败得心不甘情不愿。

迳行判决，确实最快。余庆和法官助理刘美茹还是想调调看。

“快点儿开庭吧，反正他们得赶紧把钱退给我！”电话那边，李先生又生气、又失望。

“现在案件量大，排期开庭周期比较长。按照目前的进度，年前肯定有难度。”电话这边，刘美茹耐心解释，“这样吧，您别着急，我先跟他们沟通一下。”

“差的又不是他一家，反正现在是给不了他这个钱。”教育机构丝毫也没有让步的意思。

一轮电话沟通下来，刘美茹觉察到，几年下来，双方在课时费的矛盾之上，又叠加了一层强烈的对立情绪。

要想化解这个矛盾，前提还得是在双方之间建立起信任。接下来的两周，余庆和刘美茹给双方反反复复打电话做工作：“对于课时费，逃避不是办法，不然始终是个负担。”“首先得能拿到钱，钱放到口袋里才能踏实，对吧？”“你们现在的给付能力是个什么状况？能不能再想想办法？”“根据他们机构现在的状况，你考虑一下能不能接受目前的给付方案？”“那你们按这个数尽快筹齐好吗？年也能过得踏实些。”“2月5日行吗？”……

窗外的世界依旧弥漫着凛冬的寒冷气息，而调解室里已悄然照进春日的和煦暖阳。

双方在调解书上签字的那一刻，都如释重负。上诉人现场拿出手机给李先生转账了8000元。余庆叮嘱，“别忘了备注，退课时费。”

“这些年，机构运营很艰难，但我们在努力支撑，如果判我们全额退款，会带给我们巨大压力。”走出调解室，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告诉记者，“我能感受到法官做了很多工作，打了很多电话，谢谢法官！哎呀，这下这个年过踏实了！”